“前七子”书写简史

文/孙学堂

(资料图)

摘要：李梦阳、何景明、边贡等人在世时并未形成结盟的文人集团，“前七子”的名单是康海和王九思在嘉靖时期凭回忆“遴选”出来，由王九思和张治道、李开先等人传播开来的。从嘉靖时期到明末，弘德“七子”之说并未被主流文坛接受，包括“嘉隆七子”和胡应麟在内的复古派也不曾使用这一说法。到明末清初，才经过钱谦益的采纳，逐渐传播开来，此后经过官修《明史》和《四库全书总目》的传播而广为流行。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被文学史书写为“前七子复古运动”。

关键词：前七子；文人集团；传播；复古运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学者简锦松就注意到“前七子”的名单是由康海和王九思提出的。他说：“事实上，‘七子’之说，仅是康海等关中人士所提出的，与李梦阳的主张，并不相符合。”“建立‘七子’的名目，仅仅是出于康、王等关中一派的私议。何景明虽与康、王等交往较密，李梦阳也与康、王为友，但是划七子成一集团，并没有得到李、何同意，而且也不能表现李、何诗论缔建和流布的真象。”又说：“关中的康海和王九思，认为他们是与李何共同发起复古运动的核心人物，但是，从李、何文集中，却看不出康海等人参与诗论创建的情形。”[1]稍后，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也认为，当时人们相与标榜的名目很多，“‘前七子’的名目不能作准；论参与其中的，实在远超七人，实际居领导地位的，则只有李梦阳、何景明等三数人”[2]。徐朔方《论前七子》一文谈到：“李梦阳、何景明同辅相李东阳，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不曾有所不满或反对；康海、王九思则误以为他们罢官是受了李东阳的‘陷害’，怀恨在心，公开加以讽刺。就文学而论，李梦阳、何景明的主要成就是诗，康海、王九思则着重在文的方面。他们又是著名的杂剧作家。”[3]因而该文将此二人置而不论。加拿大学者白润德十分推崇简锦松的看法，他通过一系列材料论证“前七子”与“竹林七贤”一样，是一个“文化公众有意追逐的幻影”[4]，认为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七人的关系绝不像后来人想象得那样密切。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做出了相近的论述。[5]本文以他们的结论为基础，拟进一步考察相关史料，大致勾勒出“前七子”集团从初步“建构”到逐渐流传，再到被普遍接受，最终成为文学史“常识”的过程。

一、康海、王九思的初步建构

在现存明代文献中，最早列出“前七子”全员名单的是康海的《渼陂先生集序》：

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鄠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廷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剖劘，不怵于异同，有灼见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6]

该序作于嘉靖十一年。检康海、王九思文集可知，这份名单在他们的言谈中是基本稳定的。如康海另有《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说：“明兴百七十年，诗人之生亦已多矣。顾承沿元宋，精典每艰；忽易汉唐，超悟终鲜。惟李、何、王、边洎徐迪功五六君子蹶起于弘治之间，而诗道始有定向。”[7]这里的“王”有可能兼指王九思和王廷相。王九思《漫兴十首》其一：

浒西山人今谪仙，笑横双眼看碧天。说着大明有大雅，指点李何与王边。[8]

“笑横双眼”“说着”“指点”等表述生动摹写了康海的神态，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他和王九思酒酣耳热之际回思过去、慷慨谈论、“数风流人物”的情景。说“李何与王边”与康海《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的说法相比少了一个徐祯卿，而该组诗第二首即云：

五子之中我滥竽，未应沧海有遗珠。且看吴下徐昌谷，何似闽南郑善夫。

明人称“五子”较普遍，不一定是实数。王九思说自己厕身其中是“滥竽”，建议还是考虑一下别人——要么徐祯卿，要么郑善夫。这组诗还谈及其他几位文坛人物，如其五云：“三辅才人康吕马，一般霄汉倚崆峒。纷纷轻薄休轻议，老我端宜拜下风。”在关中地区范围内将康海与吕柟、马理并称。其七云：“玉立修髯太微子，诗名新与李何齐。连篇累牍归梨枣，任尔江湖细品题。”赞张治道才华横溢、著述丰富。张治道是正德九年进士，与薛蕙、胡侍、刘储秀在刑部以诗唱和，时称“西翰林”。其十：“对客挥毫张伎陵，遗诗断句尚崚嶒。向来细读崆峒传，涕泪哪禁洒夜灯。”所言为张凤翔，本与李梦阳齐名、共同受到杨一清的赏识，事见李梦阳《张光世传》。他卒于弘治末年，英年早逝，其诗文均未成规模，也未产生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康海《渼陂先生集序》称赞“六人”为弘治、正德间文坛上的佼佼者，并未说他们是一个社团。王九思的《漫兴十首》也是在回顾往昔、盘点杰出人物。而不是在勾勒一个文学集团的轮廓。康海散曲《普天乐·有怀十君子词》写与他“交契既深，谊分兹洽”[9]的十人，其中在“六人”之列的只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三人。

与康海不同，王九思在别处谈及这些人，大都用一些带有社团色彩的字眼来表述。如《咏怀诗四首》其四：“崆峒起朔方，流风振大雅。同心二三子，信阳驭天马。六义阐幽微，《骚》、汉出挥洒。”[10]“同心二三子”即强调了这些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与李梦阳“同气相求”的意思相近。这当然可以理解为“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该诗接下来说：“盲聩滥提挈，自惭精力寡。二墓宿草繁，哀伤涕犹泻。”承认自己不善诗，说自己受到了李、何的“提携”，则是从私人交谊的角度说的，说自己跻身文坛受到了李、何的关照。这已不是李、何与康海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口吻，而更像是“后七子”那种在诗坛争名位的语气。又如《读仲默集》其二云：“尔与空同子，齐升大雅堂。风流惊绝代，培植荷先皇。日月层霄丽，江河万古长。斯文如不废，吾党有辉光。”[11]“吾党”二字，把李、何等杰出人物视为一个有共同目标的兴复“斯文”的团体，自己也是这个团体之一员。说得最清楚的是他自撰的《渼陂集序》：

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独予也，惟仲默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发之。[12]

这段话是证明“前七子”集团存在的最有力证据。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转述这段话，把“惟仲默诸君子”一句改为“虽何大复、王浚川、徐昌谷、边华泉诸词客，亦二子有以成之”[13]，列出了七人的全部名单，并强调其中有一个诗的领袖是李梦阳，一个文的领袖是康海，二人为其他人改定诗文。这样，一个有领袖、有主张、有具体的文学活动的“七子”社团便被建构出来了。

王九思比李梦阳大四岁，比康海大七岁，比二人更精通人情世故，以诗文求名的意识也比二人更明晰。他登进士时因追随李东阳“靡丽”诗风而得“翰林三检”[14]之称，其诗文风格何时开始转变尚待详考。他说李梦阳为唱和诗友润色诗稿，这是有可能的；但说康海为其他人尤其是以诗歌见长的何、徐、边诸子改定文稿，尚缺乏更可信的证据。

二、王九思、康海建构“七子”集团的主客观原因

康海和王九思放废半生，削职之后以散曲名世。假设当时真有以诗文（尤其是诗）见称的“七子”集团，康海和王九思在其中也只能算边缘人物。为什么恰恰是他们在这个“集团”的“记录”和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呢？

就客观方面说，李、何、徐、边“四杰”相对短寿。边贡卒于嘉靖十一年（1532），享年五十七岁，在四人中是谢世最晚者。而康海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王九思到嘉靖三十年（1551）八十四岁才去世，那时“后七子”已经在北京开始他们的文学复古活动了。作为弘治、正德间文坛盛况的亲历者，在嘉靖前、中期的文坛上，很少有人比康海和王九思更适合充当历史“记录”人的角色。

在与李、何、徐、边同辈且交往密切的诗友中，顾璘同样享老寿之年，且嘉靖间官至尚书。他也充当了弘、正文坛历史记录人的角色，他所著的《国宝新编》也记录了当时文坛与艺苑的杰出人物。与康海和王九思不同的是，他十分重视吴中文坛如祝允明、唐寅、王宠、王韦、景旸等人，而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未中进士、未在京师任职，在北方影响不大，也不具有鲜明的“复古”倾向。故《国宝新编》对后来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反而不大。

从主观方面说，康海、王九思归田之后虽然宣称勘破了功名，以颓放的姿态“避世”，但对往日追求的功名事业始终无法忘怀。在现实中已绝望之事，可以在回忆中寻求补偿。到嘉靖十年以后，李、徐、何、边相继谢世，诗歌声名满天下，康海和王九思非常清楚自己在德政、学行方面已不足以写入青史，于是回思往昔，把转变诗文风会视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文人的主要建树。王九思《与刘德夫书》谈到自己初归山后也曾下决心要熟读先秦、两汉之书，说要“博以取之，满以发之，下上千载之余，游心觚翰，自成一家之言”，可见其时仍存以文章不朽之念。但归山以后各种杂事缠身，以文垂不朽的念头无法实现，又感受到时不我待的焦虑：

岁月不居，遄迈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于是而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远有若两人。慨少壮之难恃，痛艺业之就芜，悯素志之终违，惧修名之未立。彷徨终夜，泣泗涟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谓四十五十无闻而不足畏者也。[15]

在综合权衡之下，他们选择了既可以自娱，又带有“行为艺术”色彩、可以向“名教世界”宣达自己被排挤之后的愤懑之情的散曲作为情志寄托，同时也作为将来不朽的一种希冀。因此在音乐、散曲的学习和创作中十分投入。对于在京师文坛的那段时光，他们不但在回忆中多次温习、相互讨论，而且自豪地向来关中拜访他们的后辈讲述。酒酣耳热、逸兴遄飞之际，他们在讲述中带上一些虚构的成分和理想主义色彩恐怕是难免的。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他们“描绘”（实际是建构）了一场由七位文豪向萎靡的主流文坛挑战并遭受迫害的群体性文学活动。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康海和王九思与李东阳恩怨最深。举出一些在诗文方面与李东阳有差异且能够压倒对方的杰出人物，并且将这些人说成遭受李东阳嫉妒、压抑和打击的文学社团，体现了他们近似“复仇”的心理需求。

人们谈及“前七子”，往往强调其与李东阳文学集团（文学史上所谓“茶陵派”）的矛盾与决裂。比如钱谦益是站在李东阳的立场上，把“七子”视作一个“诋諆先正”的文人群体。然而事实上，所谓“七子”中真正对李东阳心怀不满者只有康海和王九思二人。有见于此，简锦松在讨论复古派与李东阳关系时将康、王和李、何分开论述，认为李、何对李东阳没有不满，虽不免陷入另一偏颇[16]，但分开来谈大致是不错的。从正德二年之前的师生融洽，到后来的颇有微词，李梦阳对李东阳的态度和评价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丁卯之变”后李东阳缺乏气节，同时也可能受到康海、王九思这两位痛恨李东阳的友人的影响。

作为刘瑾的陕西同乡，康海和王九思在正德五年八月刘瑾被诛后先后遭到清算。他们被视为刘瑾党羽，完全出乎自己和不少朋友的预料，因此都有“玉石俱焚”之感，体验了极度愤懑的情绪。二人相比，康海经历的是“断崖式”跌落，自正德三年丁母忧，尚未服满便被削职；王九思则是“阶梯式”降职。其《答王德征书》自称：“夫九思者当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为吏部；吏部获罪，左迁寿州；寿州不可，罢归里舍。”[17]他们是不是“瑾党”，研究者已有大量的讨论，可以肯定并非助纣为虐的党羽，其冤案之造成，又确实在李东阳当国时期。要理解康海和王九思对李东阳的不满或“诋諆”，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

康海和王九思的朋友，还有后来一些正直之士，包括曾参与纂修《武宗实录》的霍韬，都认为他们受到了李东阳的排挤与陷害。而我们看到的状况是，康海、王九思对李东阳心存怨恨，可以找到确凿的文献证据；而说李东阳对康海、王九思乃至整个“七子”群体都心存怨恨，却无法找到确凿的资料，所有相关资料全都是来自后出文献的记载或评论。霍韬对李东阳倾陷康海一事言之凿凿，也只是通过康海、王九思与刘瑾党魁焦芳、刘宇所受处分的对比——前者“仅削散官一阶”而“康子、王子削仕籍”，来确认李东阳是真正的刘瑾党羽，说：“人云李东阳妒康、王也，谓其古文愈己也，不知李东阳护焦、刘，实党瑾也。东阳为瑾撰《功德碑》，极其褒谀，是故东阳之罪，浮焦、刘，护焦、刘以护己也。”[18]因为缺乏李东阳因诗文不及康海和王九思而嫉妒、排挤之的确凿证据，所以论者很容易转变立场，予以完全不同的评论。王世贞说：“敬夫有隽才，尤长于词曲，而傲晲多脱疏，人或谗之李文正，谓敬夫尝讥其诗。御史追论敬夫，禠其官。敬夫编《杜少陵游春》传奇剧骂。李闻之，益大恚。虽馆阁诸公，亦谓敬夫轻薄。遂不复用。”[19]按《杜甫游春》作于王九思罢官后，王世贞的记载不尽可信。但其表达的意思是王九思先“诋讪”李东阳，惹怒了对方。这便与李东阳嫉妒七子文章之说十分不同。而最典型的还是钱谦益，其《列朝诗集》王九思小传谓：“康、李辈出，唱导古学，相与訾謷馆阁之体，敬夫舍所学而从之，于是始自贰于长沙矣。敬夫之再谪，以及永锢，皆长沙秉国时。盛年屏弃，无所发怒，作为歌谣，及《杜甫春游》杂剧，力诋西涯，流传腾涌，关陇之士，杂然和之。”[20]康海小传谓：“德涵于诗文持论甚高，与李献吉兴起古学，排抑长沙，一时奉为标的。”[21]完全站到了李东阳的立场上。

所谓“七子”中的徐祯卿、王廷相等四人既没有与李东阳发生直接冲突，也没有明显的“排抑长沙”的言行。也有人发现他们在李东阳秉政期间都不算得志，如何良俊说：“唯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22]这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

无论采取何种叙事立场，人们都习惯于把“前七子”复古派放到李东阳的对立面，这无异于是把康海和王九思视为了“前七子”或复古派的代表。这当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状况。如果以弘治末年的诗唱和作为古学复兴思潮的高峰期，复古思潮早期的领袖人物当首推乔宇、储巏、王云凤、邵宝，然后才是李、何、徐、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文学复古与李东阳之关系的认识将会发生很大改变。

在康、王看来，李东阳柄文、主政的弘治、正德间，正是自己和朋友们有志于兴复古学的时期，也是自己和朋友们人生的黄金时期，李东阳把他们排挤到了社会边缘，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于是他们勾勒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在文坛上无所依附的杰出人物，以此论证自己的沉沦是外因所致，并反过来证明他们对李东阳的批评不是“泄私愤”，证明“李东阳妒忌海内贤才，论人则取其软靡者，论文则取其絮烂者”[23]是公认的事实。

三、“七子”说的小范围传播

继康海、王九思之后，张治道、李开先在“七子”说的传播（其实也还是处在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治道弃官闲居后“与王检讨、康修撰一见语合，乃数与纵论诗文，又数与遨游终南、鄠杜间，遇山水胜处辄命酒歌吟，赋诗立就”[24]。在建构和传播“七子”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德涵殁，孟独辑其遗文，且为之序，极诋弘治之诗，以谓斗巧争能，芜没先进，竞一韵之艰，争一字之巧，上倡下和，一趋百随；天厌其弊，笃生俊哲，李倡其诗，康振其文，前失作者，后启英明，非横制颓波，笔参造化者与？关陇之士，附北地而排长沙，党同伐异，不惜公是，未有如孟独之力者也。”[25]治道有《再和渼陂见寄四首韵》其一云：“明朝才子出弘成，康、李才华间世英。千载声名归制作，一时传诵有歌行。名飞日月人争羡。气压班扬世所荣。更喜碧山渼陂老，年来声价与天平。”其二云：“碧山学士著书成，白首文章造化英。康、李名同公独寿，豺狼身遇志难行。”[26]都把康海、李梦阳、王九思三人并称。又《为文》其二云：“何、李、康、王振古风，中间学杜李偏工。谁能烧却少陵板，独使空同万载雄。”[27]则又把康、王与李、何并列。检《嘉靖集》可见他与王廷相有酬和，而未言及边贡和徐祯卿。王廷相赞其诗“如天马行空”。其所撰《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状》谈到康海落职时把康海、王九思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结文社”一事坐实了[28]。

李开先广于交游，其《六十子诗》以五言绝句形式遍数与他交往过的杰出人物，“七子”一辈人除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外，还有何瑭、马理、吕柟、陆深、崔铣、段炅等，大部分都是关中人。康海对李开先也评价极高，如云：“昨在省见山东进士李开先者，资性英发，识见超远，文艺精典，哲匠所难，治体通达，后辈希睹，心殊重之。”[29]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拜访康海和王九思的过程。张治道也曾给唐龙写信极力推荐李开先，谓“执事之明，不让西涯；开先之才，不减空同。若肯收之药笼，置之左右，将来必能茂功昭德，振声耀业也。仆常以此语渼陂、对山，二公亦以我之言为是。”[30]

李开先为弘治、正德间文坛名流作传，谈及当时诗文之盛，采用了康海、王九思建构的“七子”说。且受二人影响，他还极力批评（或曰“丑诋”）李东阳之为人。如《李崆峒传》谓韩文等人劾刘瑾时，“西涯久恨晦庵碎其诗文，简遣心腹人漏言于阉辈，时方蹴踘，附耳以密旨告，阉辈罗哭上前”，又说：“当时瑾辈求安置南京不可得，非西涯泄其机，何以致十六年之纷扰。而刘、谢阁臣，从此去国，及崆峒共四十八人，一时同被放逐，且榜为党人。”[31]《对山康修撰传》说：“自李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材取软滑者，不惟诗文趋下，而人材亦随之矣。”[32]《渼陂王检讨传》说：“刘晦庵虽不喜诗，然犹爱才，而李西涯则直恶其异已，蓄怒待时而发。”[33]《康王王唐四子补传》则谓王九思升吏部文选司郎中后，“李西涯荫子监生兆繁赴考科举，渼陂以众人遇之，不肯阿意置之首选，西涯深恨之。及瑾诛，谓其心腹给事中李贯曰：‘瑾党九思，恶得无劾！’遂诬以因乡里而列要地，降谪寿州同知。”[34]他所记的事件，尤其是一些细节，已难辨真伪。而究其来源，应该都是得自康海和王九思之口述。

李开先对边贡评价较高。其《边华泉诗集序》云：“国初诗微存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极矣。敬皇兴文勤政，事简俗熙，士夫争以声实相高，诗三变而复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时则有庆阳李崆峒、信阳何大复，虽云角立而为二，其与边华泉实则鼎峙而为三。”[35]又《何大复传》谓何景明“或与边华泉及崆峒称为‘海内三才’，或与安阳崔后渠称为‘中州二俊’，或与关中诸公并吴下徐迪功称为‘弘德七子’。”[36]这不仅出自乡曲之谊，弘治后期边贡与李梦阳唱和频繁，确实早已有“边李”之称。何景明《李大夫行》说：“忆年二十当弱冠，结交四海皆豪彦。文章天上借吹嘘，杯酒人中回顾盼。十年流落失边李，词场寂寞希篇翰。”[37]王世贞说：“余尝于同年袁生处，见献吉与其父永之佥宪书，极言其内弟左国玑猜忌之状。末有云：‘此人尚尔，何况边李耶？’边盖尚书庭实，与献吉素称国士交者。”[38]李梦阳文集中屡将边贡与何景明并称，如卷十四《杂诗三十二首》其二十九云：“昔余挟诗书，京里扬鸣珂。敷藻艺林间，结交聚边何。岂云倾人城，绝代耀姿华。”卷二十七《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云：“是时少年谁最文？太常边丞何舍人。”卷三十二有《乙亥元日柬台省何边二使君》，卷三十七有《郊斋逢人日有怀边何二子》。说明边贡在当时的诗坛上确实是比较活跃和杰出的。

李开先、张治道谈及弘、正复古诸子时保持了与康海、王九思一致的“口径”。但“弘德七子”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李开先《对山康修撰海传》还有“九子”之说：“一时兴起斯文者，同乡则有王渼陂、李崆峒、马谿田、吕泾野、张伎陵，异省更有徐昌谷、何大复、王浚川、边华泉，虽九子者皆让其雄也。”加康海则为“十子”；当然，如果去掉早逝的张凤翔和以理学著称的吕柟、马理，也还是“七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开先的同时或稍后，凡属于关中文化圈或与这一圈子交往密切的人在记录弘治、正德间的诗文盛况时，所举杰出人物“口径”大都相似。如王献《跋渼陂先生集》说：“时空同浚其源，大复泝其流，浚川横其柱，华泉障其川，昌谷回澜，对山扬舲，复虞夏、商周之文，讲班马、曹刘之业，庶几一代之宗匠矣。”[39]何景明门人乔世宁（关中人）所撰《何先生传》说：“是时，北地李献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历下边廷实，皆好古文辞。先生与论文语合，乃一意诵习古文。而与献吉又骏发齐名，忧愤时事，尚节义而鄙荣利，并有国士之风焉。”[40]康海的外孙张光孝有《杂歌三十二首》，广泛涉及南北文坛的杰出人物，第七至十三首写到了“七子”的全部人员。前两首谈李、何：“艺苑逊精深，粤有崆峒子。何公汉魏辞，森严亦嫓美。”第三首写康海：“浒西有古风，诗思谁与同。更览长公述，班马亦争雄。”第四首写王廷相、边贡：“仪封浚川公，济南华泉老。清新而俊逸，他氏何足道。”第六首是王九思：“我爱王碧山，诗若吐芳殷。早谢寿春役，能超虎豹关。”第七首写徐祯卿、熊卓：“昌谷云古逸，矫矫在勾吴。六朝而雅健，熊卓俨其趋。”[41]

而与康海、王九思无交往者，尤其是南方文人，谈到弘治、正德间杰出人物时列出的名单则存在较大悬殊。比如顾璘的《国宝新编》列出的“亡友十三人”是：李梦阳、何景明、祝允明、朱应登、徐祯卿、赵鹤、都穆、景旸、王韦、唐寅 、孙一元、王宠。孟洋《中顺大夫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何君墓志铭》说：“当是时，关中李君献吉、济南边君廷实以文章雄视都邑。何君往造，语合，乃变之古。”[42]只提了三人。孙宜《答顾东桥廵抚书》云：“往者窃闻当今文人，信阳仲默、大梁空同、关中对山、吴下昌谷为之首先，此外则济南（边贡）、宝应（朱应登）、东桥（顾璘）三公咸亦其足称纪者。”[43]他也列出了七人，但王廷相、王九思换成了朱应登和顾璘。皇甫汸为与李梦阳关系颇密的徐缙作《徐文敏公集序》说：“长沙李文正公挺儒流之宗，秉人伦之鉴，奖诱后进，轶轨平津，时李员外、何舍人又抵掌而谈秦汉，奋力以挽风骚。……公与会稽董公玘、分宜严公嵩、邺郡崔公铣、云间陆公深、南海湛公若水并在翰林，出入禁闼。郎署之间则有给事殷云霄、仓曹郑善夫、迪功徐祯卿，咸逞雕篆之伎，缔笔札之交，非秦汉之书屏目不视，非魏晋之音绝口不谈。”[44]肯定徐缙的复古倾向，但所列名单却与“七子”大异。唐锜《升庵长短句序》说：“古不暇论，即今所称李空同、何大复、郑少谷、徐迪功、薛西原、孙太初七子，颉颃未知优劣，然则太史固当世之雄也。”[45]“太史”指杨慎，所称“七子”除孙一元外还包括了郑善夫、薛蕙、杨慎，只有李、何、徐与康、王所列者相同。

四、明后期主流文坛并未接受“七子”之说

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弘、德“七子”说始终没有在主流文坛流行，即使在“后七子”复古派的阵营里也未见使用。

王世贞曾过章丘拜访李开先，也熟悉李开先的著作，但在《明诗评》《艺苑卮言》等书中却并未使用“弘德七子”之说，而是以李、何并称，广泛论及南北诗人[46]。《明诗评》卷一论列的弘、正诗人有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郑善夫、孙一元、王廷相，卷二有王九思、顾璘、祝允明、朱应登、刘麟、熊卓、康海、唐寅、蔡羽，卷三以下还有陆深、文徴明、石珤、储巏、邵宝、岳正、王守仁、李东阳等。大体上是在目录中排名越靠前评价越高。后来的《艺苑卮言》沿袭了《明诗评》的大部分评价，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其中评文的部分对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评价都不高。且《艺苑卮言》强调李东阳对李梦阳和何景明诗风的先导作用，说“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与王九思、张治道、李开先等人所勾勒的李东阳嫉妒、排斥“七子”阵营的说法迥然不同，并不认为其间存在对立或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李梦阳、王九思等人宣扬的复古口号被王世贞接受了。《蒙溪先生集序》说：“自何、李诸公之论定，而诗于古无不汉魏、晋宋者，近体无不盛唐者，文无不西京者。”[47]

检李攀龙、谢榛诗文集，也无“七子”之说。如李攀龙《广陵十先生传序》说：“明兴二百年，广陵多文学之士，乃今始有宗臣云。今勿论其所得，即自储公已力图复古，推毂献吉、景明辈，而伯时、子云、叔鸣、升之亦各以声艺翱翔李、何间矣。”[48]以李、何为首，所列其他人不限于所谓“七子”。其《与余德甫书》说：“献吉时，则若熊侍御者；自今视之，岂当徳甫于吾世耶？”[49]今夕对比，强调的是余曰德在其复古派阵营中的位置，将其比作李梦阳所曾盛赞的熊卓。

茅坤《谢陈五岳序文刻书》遍举明初到嘉靖间诗文名家说：“国朝以来，诗声起自高、徐辈，凌轹宋元，已而何、李中兴，而边太常、顾中丞、郑继之、薛君采、朱子升、马仲房辈继之，嘉靖间张子言、高子业、王履吉、黄勉之、唐应德、陈约之、许子春、蔡子木、皇甫兄弟辈又从而羽翼之；已而李于鳞辈翱翔郞署，互相标榜。”论及文章则说“宋太史后寥寥也”，他最推崇的是王守仁：“王新建《论学书》及《兵略》诸疏可谓千年绝调矣，而江西以后，猥视末艺，即如唐、王以下，颇厌何、李之抗声藻而略神理也，稍稍于欧阳、曾、王，若将共为翱翔袅娜其间，然抑或疲矣。”[50]没有提到康海和王九思，显然不知有“七子”之说。

其他一些受复古派影响的诗选、诗话和诗论著作，也未见有提到“七子”或将其视为一文人集团者。如欧大任《广陵储王景赵朱蒋曾桑朱宗列传》之朱应登传说：“时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姑苏徐祯卿、顾璘，济南边贡，仪封王廷相，湖州刘璘（麟），迭倡古文辞，应登乃与并奋兢骋力，绍正宗，刊落近语，卓然以秦汉为法，诗则上准风雅，下采沈宋。”[51]他所列名单除顾璘、刘麟外，较近“前七子”，但没有王九思。

顾起纶《国雅品》论李东阳，推崇其七律“兴起大雅”，且赞同《艺苑卮言》 “陈涉之起汉高”之说，谓东阳“尤能推毂后进，而李、何、徐诸公作矣”[52]。论及弘、正诸诗人，他与王世贞一样首推李、何，谓二人“力挽颓风，复臻古雅”，并引袁袠《皇明献实》“李何徐边，世称四杰”之说，之下论列顾璘、祝允明、王九思、熊卓、王守仁、朱应登、王廷相、郑善夫、湛若水、严嵩、孟洋、殷云霄等二十余人，而没有康海，他评王九思诗，主要是着眼于其作为“翰林三检”时期的“靡丽”之作。从编次及评价看，他丝毫不知有所谓“七子”并称或成一文人集团之说。

胡应麟论诗完全以汉魏盛唐为宗，以“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为主，十分注重考查诗人的艺术造诣，对弘、正间的诗人都给与了细致的品评。《诗薮》说：

观察（李梦阳）开创草昧，舍人（何景明）继之，迪功（徐祯卿）以独造骖乘其间，考功（高叔嗣）以通方继躅其后。一时云合景从，名家不下数十。故明诗首称弘、正。然崔（铣）康（海）但以文名，敬夫（王九思）独长乐府，自余边（贡）、顾（璘）、朱（应登）、郑（善夫）之流，遗集具在，余备读之。总之，派流甚正，声调未舒；歌行绝句，时得佳篇；古风律体，殊少合作。与嘉、隆诸羽翼，大概互有短长也。[53]

弘、正并推边、何、徐、李，每怪边品第悬远，胡得此称！及读献吉《送昌谷》诗“是时少年谁最文，太常边丞何舍人”，仲默《赠君采》亦有“十年流落失边李”之句，则李、何于边正自不浅。余细阅当时诸家，若仲凫（崔铣）、德涵、敬夫、子衡，诗皆非长；华玉（顾璘）、继之（郑善夫）、升之（朱应登）、士选（熊卓）辈，或调正格卑，或格高调僻；独边视诸人，差为谐合，不得不尔。[54]

胡应麟最推崇的诗人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在他看来，顾璘、郑善夫、朱应登、熊卓的诗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崔铣、康海、王九思、王廷相都不擅长写诗，边贡之所以能够厕身“四杰”，是因为他的诗各方面表现相对平衡。通观《诗薮》可知，胡应麟的知识视野中也并无“弘德七子”的概念。

就诗歌选本来看，李攀龙《古今诗删》中明诗部分选李梦阳59首，何景明58首，边贡诗29首，王廷相23首，杨慎14首，徐祯卿、郑善夫各8首，李东阳4首，乔宇、储巏、薛蕙、方豪各2首，王云凤、顾璘、张治道、胡缵宗各1首，却没有选康海、王九思诗作。当然，他也没有选邵宝、何瑭、朱应登、徐缙、陆深、殷云霄、孟洋、李濂等人的诗。俞宪《盛明百家诗》选《李文正公集》98叶，《李空同集》161叶，《顾司寇集》（顾璘）25叶，《王渼陂集》30叶，《何大复集》146叶，《王浚川集》79叶，《边华泉集》56叶，《康状元集》39叶，《徐迪功集》42叶，从编次与诗人小传看，也没有“七子”的概念。明代后期有《宏正诗钞》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二提要云：“所录凡李梦阳、何景明、康海、薛蕙、徐祯卿、郑继之、王廷相、边贡、孙一元、殷云霄十人之诗。”按其中无王九思，而比“七子”多出薛蕙、郑善夫、孙一元、殷云霄四人，可知编者心中也无“七子”之概念。

中晚明人所说的“七子”其实是指“嘉隆七子”。王世贞多次使用“七子”指称他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等人[55]，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艺苑卮言》的说法：

伯承者前已通余于于鳞，又时时为余言于鳞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已于鳞所善者布衣谢茂秦来，已同舍郎徐子与、梁公实来，吏部郎宗子相来，休沐则相与扬扢，冀于探作者之微，盖彬彬称同调云。而茂秦、公实复又解去，于鳞乃倡为五子诗。用以纪一时交游之谊耳。又明年而余使事竣还北，于鳞守顺德，出茂秦，登吴明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来，又明年户部郎张肖甫来，吟咏时流布人间，或称“七子”，或“八子”，吾曹实未尝相标榜也。而分宜氏当国，自谓得旁采风雅权，谗者间之，躭躭虎视，俱不免矣。[56]

前辈文人作“九子”“十子”之类组诗很普遍，在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的诗文集中都有，李开先还有《六十子诗》。但这些都是用以纪一时交游，带有追忆、纪念的性质，当然也有评骘的色彩，也不能否认有些标榜的意味，但大都属于个人抒情的行为。而李攀龙倡导朋友们一起作“五子诗”，性质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虽然其出发点是基于感情上的莫逆于心、相互认同，但大家一起作，相互“结盟”、相互标榜的意味一下子凸显出来了。王世贞说“吾曹实未尝相标榜”，所言便完全不符合事实了。

“七子”名号随着王世贞影响的扩大很快被文坛接受。胡应麟《诗薮》说：“嘉隆并称七子，要以一时制作，声气傅合耳。然其才殊有径庭。于鳞七言律绝，高华杰起，一代宗风。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驾。……子相爽朗以才高，子与森严以法胜，公实缜丽，茂秦融和，第所长俱近体耳。”[57]又说：“弘正之后，继以嘉隆，风雅大备，殆于无可着手，而敬美王公，特拔新标异于四家、七子之外。”[58]可见他论弘、正时期标举的是“四杰”或“四家”，而谈嘉、隆时期，才标举“七子”。

笔者所见在李开先之后较早用“七子”指弘、正文人的是方弘静《千一录》：

王敬夫诗：“进士山东李伯华，相逢亦笑李西涯，不知尔辈缘何事，四海英豪本一家。”余喜诵之。夫伯华者，未为西涯轻重哉。王之论昌谷、善夫，似右郑。郑诗苍古，可以雁行作者之林；徐具体而微，惜未见其止也。玉树虽雕，犹异嘉卉，评者多先徐耳。余谓唐开元中如崔颢、李颀、王昌龄者，不列于大家，未尝掩其美，其同时盛名今不传者多矣，此亦幸不幸耶？沧海大矣，恶得无遗珠也。今谈者称李、何、徐、薛，薛年稍后，故非七子中耳。乃越四子而称四家，可谓不能耶？李名竟冠当代，亦何以不解也。[59]

方弘静（1516-1611），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年辈与后七子相近，而长李攀龙三岁，是嘉靖、万历间诗人。他说的“七子”指称李、何、徐一辈人，是否是康海所说的七人尚待进一步考索，但其说毫无疑问受到了王九思、李开先之影响。

在晚明时期，汤显祖、袁宏道、许学夷等人谈及弘治、正德诗人多称“李、何”，指称嘉隆诗人则曰“七子”。如袁宏道赞徐渭说：“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其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60]又《答李子髯》说：“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61]“诎理竞修辞”指的是李攀龙主张的“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可见袁宏道在此把何、李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放在比较的对立面上予以评论。袁中道《蔡不瑕诗序》说：“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国初何、李变宋元之习，渐近唐矣；隆万七子辈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诸家而效盛唐一二家……其后浸成格套，真可厌恶。”[62]也是把何、李与“隆万七子”对举。另如黄淳耀《自监录》三说:“近之为诗者，承李、何、七子之弊，或变而之郊、岛，或变而之宋、元，险怪诞纤，无所不至。”[63]吴稼竳《君不见答柯茂倩》说：“君不见，建安七子起邺中……又不见嘉隆七子名骤起，才大归王法归李。余者碌碌非我知，且为穷源谈正始。草昧先开高侍郞，北地旋登作者场。信阳秀出廸功俊，子业于唐拟二张。”[64]先说到嘉隆七子，然后再追本溯源，谈及高启及之后的李梦阳和何景明、徐祯卿、高叔嗣。此种材料甚多，到清代以后，这样的说法仍在继续使用。

“弘德七子”之说实在有把弘、正“古学复兴”狭窄化的嫌疑。邵经邦《艺苑玄机》云：“弘治中右文尚儒，海内熙皞，王臣既无鞅掌，台阁复尚清宴。时则西涯、篁墩作于翰林，邃庵、白岩起于省寺，二泉、双溪奋于郎曹，遂有康对山、吕泾野、王苍谷、边华泉、王浚川、崔后渠、李崆峒、何大复，又有都南濠、徐迪功、何燕泉、顾东桥、薛西原， 闽广亦郑少谷、戴仲鹖、戴时亮，川蜀有杨升庵至曹、江、马、王、林、阎诸子，林下复有张昆仑、孙太白，而吾浙方棠陵至林白石、林平厓，余所缔交一时君子曰：‘郁郁乎文哉！’迄于今日，鸿词藻什，代不乏云。”[65]所列人员甚广，其说更符合弘、正文坛的实际情况。王慎中《杭双溪诗集序》说：

敬皇帝时，治化熙洽，士大夫子以名行相高，天下敦庞无事，士者乐于闲暇，而有和平之风，故得大肆于文学。其时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殆数十人。江左则徐迪功郎祯卿、顾中丞公璘与公为三人。[66]

杭淮是复古思潮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人物，即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中所说的“宜兴杭氏兄弟”之一。“北地、中原、江左”指今之陕西、河南、江苏三大片区，颇能扼要地概括复古思潮表现突出的重点区域。“数十人”的说法是不夸张的，江左只举“三人”是为了突出杭淮之地位。今之研究者如廖可斌、黄卓越、何宗美、郑利华及业师罗宗强先生等人也各自开列了参与弘、正文学复古众多参与者的人员名单，可以说弘治间人才济济、同声相应，然实则并无“七子”之名实。

五、“前后七子”说的流行

明清之际的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所撰诗人小传资料来源非常广泛，而涉及弘、正诗文复古诸子则大量采纳了李开先撰写的系列传记，只是在叙事立场上与李开先迥然有别。如在何孟春诗后云：

自李崆峒倡为剽拟古学，偭背师门，秦人康、王辈，失职訾毁。嘉靖初，山东李开先趋风附和曰：“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才取软滑者，不惟诗文靡败，而人才亦从之。”王渼陂为诗喜之曰：“进士山东李伯华，相逢亦笑李西涯。”呜呼！诗文且勿论也，熊峰以下诸公，直道劲节，抗议论而犯权倖，砥柱永陵之朝，皆长沙所取之人才也，而以软滑目之，其可乎？[67]

在边贡小传中说：“弘治时，朝士有所谓七子者：北郡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吴郡徐祯卿、仪封王廷相、济南边贡也。”[68]他的这份名单可能来自康海的《渼陂先生集序》，也可能来自李开先为康海等人所作的传记。在宗臣小传中，谈到王世贞等人以“五子”“七子”相标榜，钱谦益发表了一通愤激慷慨的评论：

于鳞既殁，元美为政，援引同类，咸称五子，而七子之名独著。先是，弘正中，李、何、徐、边诸人，亦称七子，于是辁材讽说之徒，盱衡相告，一则曰先七子，一则曰后七子，用以铺张昭代，追配建安。嗟乎！时代未遐，篇什具在。李、何、王、李并驾曹、刘；边、康、宗、梁先驱应、阮。升堂入室，比肩殆圣之才；叹陆轻华，接迹廊庑之下。聚聋导瞽，言之不惭；问影循声，承而滋缪。流传后世，谓秦无人。岂不亦发千古之笑端，遗圣朝之国耻乎！[69]

李、何、徐、边诸人从未以“七子”自我标榜，他们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其实很不一样。把“先七子”“后七子”并列起来，则意味着将他们等量齐观，也意味着二者自身并无差别，都喜欢自高身价、自我标榜，以此猎取声名。这在弘、正复古思潮的接受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节点。

差不多同时的费经虞（1599-1671）《雅伦》卷二十二《琐语》自谓“观先贤诗话，经虞偶获一二语，遂钞成帙”，其中多处谈到“七子”，如云“李空同为前后七子之宗”，“明前后七子，互相夸许，往往高拟古人，此不可不察也。大病皆志高气浮”[70]，可见当时“前后七子”之说已流传。李雯（1608-1647）在《皇明诗选序》中说：“弘、正之间，北地、信阳起……一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或咢或歌，此前七子之所以扬丕基也……又三四十年，然后济南、娄东出……此后七子之所以扬盛烈也。”[71]李雯是复古主义者，其叙事立场又与钱谦益不同。又如计东（1625-1676）《改亭文集》卷五《赠宋牧仲序》说：“以诗开一代之运者，高、杨、张、徐无论已，继之者前后七子，北地、信阳、历下、琅琊为之冠。”[72]潘耒（1646-1708）《遂初堂集》文集卷八《胡渔山诗集序》也说：“明代前后七子之派行，而摹拟剽窃，相习成风，肤辞浮响，靡然一律。”[73]

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频繁使用“七子”一词，但检所有条目可知，都还是指“嘉隆七子”，如卷十二论吕高时说：“诗莫盛于正德，文莫纯于嘉靖之初，自后七子派行，而真诗亡，古文亦亡矣。”卷十三论戚元佐说：“吾乡彭子殷论诗即尚七子，然其诗不类也；至戚希仲则全以七子为圭臬，弇州列四十子不及希仲，何与？”又论王世贞说：“嘉靖七子中，元美才气十倍于鳞。”“当日名虽七子，实则一雄。”等等。只有一处用了“前后七子”的表述，卷二十一论陈子龙的附录部分引龚鼎孳之言云：“卧子定几社六子之作，目曰壬申文选，东乡艾南英千子贻书诮之，盖学前后七子之诗而并学其文，千子非之是也。若诗当公安竟陵之后，雅音渐亡，曼声并作，大樽力返于正，翦其榛芜棘荆，驱其狐狸猯貉，廓淸之功，讵可借口七子流派并攒讥及焉？”所言“前后七子”是引述龚鼎孳的话。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今属安徽）人，明崇祯进士，官兵科给事中。他是朱彝尊的同时代人，朱彝尊引了他的话，却并未采用“前后七子”之说。

继钱谦益而起的文坛领袖王士禛（1634-1711）已经当然地把“四杰”“七子”视为弘治、正德时期出现的文学集团称号，他说：

明诗莫盛于弘正，弘正之诗莫盛于四杰。四杰者，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复何氏，吴郡昌国徐氏，其一则吾郡华泉边公。四杰之外，又称七子。而顾华玉、朱升之、王稚钦之徒，咸负盛名，弗得与于四杰、七子之列。故千秋论定，以李何为首庸，边、徐二家次之，浚川、对山、渼陂，洎东桥、凌溪已还，则皆羽翼也。[74]

他的着眼点主要在诗，因此与上文所引胡应麟之说一样，更认同“四杰”之说。由此反观由康海和王九思提出的“七子”之说在一定程度上实有从诗坛“边缘”而欲跻身“主流”的用意。当然，在王士禛笔下“七子”主要还是指后七子，如《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历数济南文士，谈至明代，云：“方有明盛时，文苑推四杰、七子，而边华泉、李沧溟实为职志。”[75]又说：“历下诗派，始盛于弘正四杰之边尚书华泉，再盛于嘉隆七子之李观察沧溟。”[76]这样的说法应该更多受到胡应麟的影响。

之后经过《明史》及《四库全书总目》的普及，“前后七子”之说广为流行。尤其是《明史·文苑传》李梦阳传：

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77]

这段来自官修正史的话简明扼要，对后来文学史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书写的“七子”的名单和文学主张，也成了文学史教学的“标准答案”。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的资料来源，从“梦阳独讥其萎弱”一语看，似受钱谦益影响较大。《列朝诗集小传》李东阳条说：“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关陇之士，坎壈失职者，群起附和，以击排长沙为能事。”[78]把李梦阳与“排击长沙”联系起来，是钱氏之独特“贡献”。

此后《四库全书总目》频繁使用“前七子”“后七子”“前后七子”，并且视为一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云：

明代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前七子以李梦阳为冠，何景明附翼之，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然尊北地、排长沙，续前七子之焰者，攀龙实首倡也。[79]

盖明自三杨倡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80]

考自古类举数人，其为标目，四八之所载，其来久矣，然文士则无是名也。文士之有是名，实胚胎于建安之七子。历代沿波，至明代而前后七子、广续五子之类，或分垒交攻，或置棋不定，而泛滥斯极。往往以声气之标榜，酿为朋党之倾轧，覆辙可历历数也。[81]

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的意见也颇有代表性，其《冶亭诗介序》说：“明林子羽辈倡唐音，高青邱辈讲古调，彬彬然始归于正。三杨以后，台阁体兴，沿及正嘉，善学者为李茶陵，不善学者遂千篇一律，尘饭土羮。北地、信阳挺然崛起，倡为复古之说，文必宗秦汉，诗必宗汉、魏、盛唐，踔厉纵横，铿锵震耀，风气为之一变，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袭摹拟，渐成窠臼。”[82]这还是把前、后七子分开论述。而《积静逸先生经义序》说：“诗古文，自明正嘉以来，前后七子倡言复古，而伪体于是大兴。”[83]前后七子则完全被视为一派了。

六、二十世纪的“前后七子复古运动”说

20世纪的文学史普遍用“运动”一词来描述文学史上各种类型的文学新变和文学思潮，如把韩愈、白居易为首的诗文革新思潮称为“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等。对于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人们称之为“复古运动”或“文学复古运动”。据研究者考察，最早使用“古文运动”一词的是胡适，他在1923年致顾颉刚的信中说：“大运动是有意的，如穆修、尹洙、石介、欧阳修们的古文运动是对于杨亿派的一种有意的革命。”[84]也是在1923年，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已经就明代的前后七子，使用了“复古运动”一词，他说：“吾国唐代陈子昂之于诗，韩愈之于文，宋代王禹偁梅圣俞之于诗，尹洙欧阳修之于文，乃有价值而又成功之运动也。至若明代前后七子之复古运动，则虽风靡一时，侥幸成功，其无价值自若奢。”[85]而更早一点，夏崇璞在1922年发表的《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已经提出：“窃谓吾国自唐宋以来文学界有三大运动，退之之变骈俪，永叔之更西崑，及有明前后七子与唐宋派之冲突是也。”他对复古派显然十分不满，认为李梦阳僻戾凶狠，康海、王九思挟妓酣酒、自比俳优，边贡居官旷职纵酒，为文粗犷乖戾，其诗“剽夺窃取，将古人之作更易数字，据为己有”[86]。可见当时人们的脑海中普遍存在“运动”这一概念，因此习惯于用它来描绘文学演进中的种种变化。而这一概念来自现实生活——当时人们用“运动”指针对现实社会的种种有意识的改革或改良活动，而用“复古运动”来描述社会、政治、文化等更广大的领域所风行的崇古的势力。

检20世纪20到40年代的报刊资料可知，谈“复古运动”的绝大多数题目是针对社会现实的，都是批判那些希望历史“开倒车”的崇古论者，作者所采取的立场一般都是反复古的。包括胡先骕这样的带有崇古倾向的“学衡派”，在谈到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时也不予肯定。另如（杨）贤江《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便是慨叹“盛极一时的新文化运动不复勇往前进”，从而批判“外敌的势力却乘虚大盛”[87]。（谢）苍生《复古运动之检讨》说：“中国的国疾，什么药方都用过了。其始也，以为中医无用，极力维新，废科举，办学堂，剪其辫，洋其报，学洋人之言，法洋人之俗。然而结束……什么良法美政，什么主义学说，行诸欧美诸邦而成绩斐然者，到了中国即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以为新方既难奏功，惟有采用旧法耳。这样一来，上行下效，而复古之运动遂成。”[88]丹枫《复古运动声中的禁映男女共演影片》（上）说：“所谓复古运动，自然是要将中国回复到很古的时代去。换句话说，即是大家所说的开倒车。而开倒车到底是一椿很艰难的工作，因为常有将车厢里的乘客推落在深坑或者是大河里的危险。果如此，可怜的乘客们天然是死于非命，不过这在车头里的指挥者是可以不管的。然而虽然这样，可是复古运动，的确是在士大夫们提倡之下，正人君子们在满头大汗吶喊得十分起劲的。”又说：“时代进展到一九三四年，在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年头。这不仅仅是热度会高到六十年来所未有，而更主要的是疯狂的复古运动，使我们觉得最惊奇而又最可怕。”[89]古代文学研究中用这个词也大都是贬义的，如佩韦《从明代文学讲到公安竟陵》说：“弘治正德以后，西北被寇患，权奄专朝政，太平时代已成过去，一般人对于庙堂文学渐起反感，就有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复古派摹仿秦汉做假古文，讲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这是因为时局还没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他们还能摆架子，说空话。”[90]

也有使用“复古运动”一词且不带有否定意味的，如陆东平，朱翊新编《高中本国史》第五编《学术》五“复古运动与唐代的学术”指出，许多人不满于初唐浮靡的文风，希望彻底改革，“力追上古，这就叫复古运动”，所举人物从初唐作《梁书》的姚思廉，到高宗时的陈子昂，肃、代二宗时的元结，都“建设质朴的古文”，到韩愈及其弟子，“古文家派便从此成立”“但韩、柳的文学革新运动，只以托古为目标，事实上并没有彻底的改革。且古文家迷古太深，其所持的论据，终不出于儒家经学；所以这种改革运动的结果，于一代哲学思想上，也没有多大建设。”[91]李嘉言《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把韩愈的复古概括为“因复古之道所以辟佛以救时弊，因复古之文所以排斥六朝文学以救文弊，而六朝文学却正与佛教有关。此乃一种错综的关系，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92]。龙沐勋《中国韵文史》第八章“唐诗之复古运动”论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的诗歌贡献，谓“自子昂以迄张、李从事复古运动，虽未能将律诗推倒，而古、近二体，疆界以分。即近体律诗，亦转崇风力，以下开开元、天宝之盛，为诗歌史上放一异彩。则三家复古之说，即为启新之渐，此实诗坛一大转关也。”[93]刘云翔《吴歌与词》谈诗歌之复古运动：“其时待坛之领袖，如张九龄，陈子昂，乃至李太白等，率主汰六朝之绮丽铅华，而复魏晋以前之古意。”[94]这些人在谈唐宋时期的诗歌、散文时，所用的“复古运动”一词多数是肯定性的。

朱东润《何景明批评论述评》认为复古不同于守旧，“在动机方面尤有天渊之别”，明代复古论者之进取精神，与西欧文学革命家及中国古代之陈子昂、李白，文界之欧阳修、韩愈一样。[95]但值得注意的是，朱东润既没有谈到“前七子”，更没有使用“复古运动”一词，可谓不为风气所囿者。他用的说法是“明四子”和“复古的四子”（李、何、徐、边），而尤重李、何之比较。同样高度评价复古派，曹聚仁《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谓前七子批评“不痛不痒”的台阁体，认为“诗必盛唐”的主张“就是说诗要抒写真情实事如李杜那样”，前七子生当刘瑾当国的时代，后七子生当严嵩当国的时代，真要做到“说实话”“抒真情”“记实事”，就不免与恶势力相敌，“只好从诗文的激昂排荡来宣泄胸头的抑郁”，从而暗伏着后来东林党所谓“士气”的消息；与此同时，“由于政治黑暗和思想苦闷所造成的另一倾向，便是士大夫常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96]。

最后论定“前七子复古运动”且转化为公众“常识”的，是建国之后的几套《中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虽然肯定“复古运动”有一定贡献，但整体评价不高。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中国文学史》写道：“在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运动的冲击下，‘台阁体’对于明代文坛的统治基本上被打倒了。这是前后七子文学运动在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主要是一个文风和文体的改良运动。同时，它也多少带有一些思想和政治意义。”又说前后七子“先后造成了明代文学上的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的高潮。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的理论集中于诗歌方面，对散文谈得很少。”[97]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认为：

文学复古运动是在弘治中由“前七子”倡导起来的。前七子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他们结成一个文学集团，树起“复古”的旗帜，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此唱彼和，推波助澜，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后七子”继之而起，变本加厉，把复古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98]

这里的表述，除用了“运动”和“文学集团”两个新时期的词语外，基本是沿袭了《明史》和《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且某某运动由某某人“倡导起来”这样说法，也是只有在新时期的思维下才会出现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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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何诗论研究》，“国立”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80年，第56页，第83页，第26页。

[2] 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14页；或《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3]《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 见其英文专著The Great Recreation——Ho Ching-ming(1483-1521) and His World，荷兰Brill出版社莱顿汉学书系第89卷，2008.其附录三由笔者译为中文，见《前七子探实》，《中国诗歌研究》第十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 如师海军的两篇文章即体现了这样的研究进路，分别见《明代“前七子”正义之一——以“前七子”诸人聚合、交游及其文学主张为考察中心》，载《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明代“前七子”正义之二——以明代“前七子”提法形成为考察中心》，载《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但也存在不同意见，如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认为简锦松“为了论证需要，有意过高估计两个文学创作上较弱的复古者即康海、王九思，将其从复古运动边缘有意置于中心，以为二人之离开翰林，遂导致翰林文权旁落，在方法上过于扭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薛泉《七子派考略》（《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论》（《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是认定“前七子”文学集团的存在。张欢、冯小禄《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一方面承认七子派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王九思、张治道等人关于前七子的记述是“以一种后知的历史观念进行了筛选过滤，已经融入了一些后来才清晰的历史叙述逻辑”（《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6]《对山集》卷二十八，第372页。

[7]《对山集》卷三十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页，个别标点不同。

[8]《渼陂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8册，第58页。

[9]“十君子”是杨武、王九思、李梦阳、段炅、马理、何瑭、吕柟、胡缵宗、何景明，另有“平泉”名氏待考。金宁芬《康海年谱》将这组词系于正德九年初，认为其作于八年之末或九年初。康海在序中说：“戊辰冬，予以忧归，同游诸君子每有赠慰于予。间有旅寄殊方者，或涉中途相吊。交契既深，谊分兹洽，暇日追惟其意，撰此曲十首，命曰《有怀十君子词》。”见《康海散曲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10]《渼陂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22页。

[11]《渼陂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39页。

[12]《渼陂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3页。

[13]《李中麓闲居集》之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22页。

[14] 康海《刘安阳可绍昼锦堂宴集同敬夫翰长联句》一诗自注云：“时敬夫与藳城石邦彦、内江刘德夫俱为翰林检讨，有文名，世称翰林三检云。”见《对山集》卷四，第29页。

[15]《渼陂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65页。

[16] 如李梦阳所作《凌溪先生墓志铭》所说的“柄文者承弊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于时眼”，一般认为“柄文者”是李东阳，简锦松却予以否认。其实清末陈田早就发现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李梦阳《少傅西涯相公六十寿诗三十八韵》一诗（据廖可斌先生的考察，该诗应作于正德二年六月），铺陈歌颂李东阳的书法，却无一句称赞其诗歌。从种种迹象看，在正德二年十月弹劾刘瑾之前，李梦阳可能已经不太推崇李东阳的诗，但对其人其文还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李何诗论研究》说：“弘治末、正德初，本是李梦阳创建其诗论最为积极的年代，如果说他要排击东阳，也应该选择在这段时间进行，事实却刚好相反，不但不肆予攻击，还称颂为师，可见他立论的旨趣，并不是在反对东阳。”（第61页）认定李梦阳对李东阳若有不满“应该”选择在弘治末正德初“攻击”对方，是缺乏逻辑性的。

[17]《渼陂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65页。

[18]《题康德涵王敬夫卷后》，《渭厓文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册，第104-105页。

[19]《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5页。

[20]《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寿州九思”，第314页。

[21]《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康修撰海”，第313页。

[22]《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页。

[23]《与康对山》，《渭厓文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9册，第144页。

[24] 乔世宁《刑部主事太微张公治道墓碑》，《献征录》卷四十七，第1986页。

[25]《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张主事治道”，第318页。

[26]《嘉靖集》卷三，明嘉靖刻本。

[27]《嘉靖集》卷五。

[28]张欢、冯小禄《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认为张治道此文是“基于后来的政局和文坛发展情况而做出的一种预设叙述逻辑，意即从康海一登第为状元始，即有提倡先秦两汉古文和汉魏盛唐诗歌的想法，要与统治文坛的茶陵派一争高低，墓文行动就是实现文权转移的重要举措。结果是前七子派取得了古文宗法的胜利。”（《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所见甚是。

[29]《与唐渔石》，《对山集》卷二十二，第297页。

[30]《与唐渔石书》，《嘉靖集》卷七。

[31]《李中麓闲居集》之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第928-929页。

[32]《李中麓闲居集》之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第916页。李开先这段话常为今之研究者所引用，然其直接来源是霍韬《与康对山书》。霍韬书信中非常不忿李东阳之所为，对康海和李梦阳的气节文章评价极高。兹节录如下：“自李东阳妒忌海内贤才，论人则取其软靡者，论文则取其絮烂者，一时贱儒鄙夫，奔走其门，士习遂至极坏，而号为自立有守者率亦挛缩小器，沾沾硁硁而已，无怪乎百口一声，讪诋对山、空同也。生尝语人曰，若辈呵讪康对山、李空同，然两君子者视若辈讥呵，犹沟渠中蝇蚊也。今之人保守禄位，如丐人之得箪食豆肉也，恨不一嘸以饱，又复皇骇惊顾，恐他人旁夺之，两君子者视之，不啻厕中鼠也。空同于诗文犹少见本相，若对山被小人诬诋后，不惟不疏奏自直，且于京师交游无半字相诉，于诗于文不少见怼恨不平之气，其视世之毁誉何如也？”见《渭厓文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69册，第144页。

[33]《李中麓闲居集》之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第923页。

[34]《李中麓闲居集》之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第966-967页。

[35]《李中麓闲居集》之六，《李开先全集》（修订本），第616页。

[36]《李中麓闲居集之》之十，《李开先全集》（修订本），第934页。

[37]《何大复集》卷十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

[38]《艺苑卮言》卷六，《历代诗话续编》，第1048页。

[39]《渼陂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第1页。

[40] 见《何大复集》附录，第667页。

[41]《左华丙子集》卷九，《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69册，第610页。

[42] 见《何大复集》附录，第682页。

[43]《明文海》卷二百三，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涵芬楼藏钞本，第2010-2011页。

[44]《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第2509页。

[45]《杨升庵丛书》第四册，第378页。

[46] 比如在青州任兵备副使任所作《海岳灵秀集序》谈到边贡说：“司徒之于诗，当李、何之力复古，而司徒悉庀赋以从，庶几鼎足哉。”（《弇州续稿》卷四十）《吴中往哲像赞》之顾璘像赞说：“弘、正之间，天昌厥辞。李、何倡之，边、王翼之。䟤跋中原，江左其谁？昌谷后劲，公乃先驰。”（《弇州续稿》卷一百四十六）以李、何为首，边、王盖指边贡和王廷相，他把顾璘和徐祯卿视为李、何在江左地区的羽翼。其进士策问之第四问曰：“当弘、正间，天下不胜其质，人文之所藴崇浡发而为李何徐薛辈，相与修明骚雅、西京之业，颇翕然争言古矣。”（《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六）又将徐祯卿和薛蕙与李、何并论。谈论范围再广一些，如《艺苑卮言》卷八“文章九命”之“玷缺”说：“迩时李献吉气谊高世，亦不免狂简之讥。他若解大绅、刘原博、桑民怿、唐伯虎、王稚钦、常明卿、孙太初、王敬夫、康徳涵，皆纷纷负此声者，何也？”又论“偃蹇”说：“李献吉、康徳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钦、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迩时之偃蹇者。”《艺苑卮言》卷六云：“昌谷之于诗也，黄鹄之于鸟，琼瑶之于石，松桂之于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兰，崇庭之鼎彛也。高季迪之流畅，边庭实之开丽，郑继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孙太初之奇拔，顾华玉之和适，李宾之之通爽，马仲房之华整，皆其次也。”其所著《王守仁》说：“守仁与诸所善太原乔宇、广信汪俊、太州储巏、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山东边贡相切劘为古文辞，名藉藉，已而厌之。”（《弇州续稿》卷八十六）所列诗人的范围与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相近。在这些表述中都找不到任何把“七子”视为文学社团的证据。

[47]《弇州续稿》卷五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第684页。

[48]《沧溟先生集》卷十五，第472页。

[49]《沧溟先生集》卷二十九，第794页。

[50]《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第546页。

[51]《广陵十先生传》，《欧虞部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1册，第276页。

[52]《历代诗话续编》，第1099页。

[53]《诗薮》续编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6页。

[54]《诗薮》续编卷一，第347页。

[55] 王世贞笔下之“七子”也不全指我们说的“后七子”，有时也还有“七个朋友”的意思，比如他有《悲七子篇》，序中说短时间内有七个友人去世，“夫七人者皆风雅士也，后先与余游好，乃不半岁而尽失之，能令后死者无戚戚也？”（《弇州四部稿》卷十五）即使指嘉隆七子，所指具体是谁也不完全固定，如《肖甫自江北移滇臬走使以诗见问赋此奉答》说“七子翩翩共邺游，座中君岂减应刘”（《弇州四部稿》卷三十八），又《喜肖甫中丞开府吴中》其二云：“当时七子大名齐，谁似金瓯出御题”（《弇州四部稿》卷四十一），七子中都似包括张佳胤。

[56]《历代诗话续编》，第1068页，个别标点不同。

[57]《诗薮》续编卷二，第352页。

[58]《诗薮》续编卷二，第354页，个别标点不同。

[59]《千一录》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348页。

[60]《冯侍郎座主》，《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69-770页。

[61]《袁宏道集笺校》卷二，第81页。

[62]《珂雪斋斋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个别标点不同。

[63]《陶庵全集》卷二十二，清光绪刊本。

[64]《玄盖副草》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6册，第605页。

[65]《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268页。

[66]《遵岩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4册，第210页。

[67]《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侍郎孟春”，第274页。

[68]《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边尚书贡”，第315-316页。

[69]《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宗副使臣”，第431页。

[70]《全明诗话》，第5031-5032页。

[71]《皇明诗选》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8-9页。

[72]《续修四库全书》第1408册，第137页。

[73]《续修四库全书》第1417册，第508页。

[74]《带经堂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8页。

[75]《蚕尾续文》十五，《带经堂集》卷八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第151页。

[76]《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五，第722页。

[77]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8页。

[78]《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第245-246页。

[7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沧溟集》提要，第2324页。

[8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袁中郎集》提要，第2493页。

[8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四《江左十五子诗选》提要， 第2720页。

[82]《纪晓岚文集》卷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83]《纪晓岚文集》卷九，第210页。

[84]《小说月报》第14卷第4号（1923年4月）。参见赵鲲《胡适的“古文运动”观及其意义》，《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

[85]《学衡》1923年第18期。

[86]《学衡》1922年第9期。

[87]《觉悟》1924年5月5日。

[88]《广西青年》1933年第21、22、23期连载。

[89]《申报》1934年8月10日。

[90]《申报》1936年3月1日。

[91]《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1931年第三版，下册，第130-131页。

[92]《文学》二卷六期，1934年6月1日。

[93]《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1页。

[94]《同声月刊》1941年第2期。

[95]《文哲季刊》1930年第3卷，第3号。

[96] 傅东华主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82-383页。

[97]《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88页。

[98]《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78页。

- 全 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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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斯文》第六辑

发表时略有修改，引用请以刊物为准

作者介绍

孙学堂

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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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四库全书 列朝诗集小传